如何理解“党的社会工作”?——基于社会工作部改革实践的分析

【摘要】在当前各级党委普遍设立社会工作部的语境下，“党的社会工作”成为了理论研究与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概念。党的社会工作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路径，与党的组织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等概念相并行，是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体系机制、职责任务以及策略方法的总和，标志着社会治理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党的社会工作包含了党组织与其他主体关系的重塑、着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坚持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管理与服务相融合等内容，分别构成了“党的社会工作”概念的结构、内容、目标、路径和方法。深入推动党的社会工作发展，必须以社会工作部为组织依托，持续强化和优化党的统筹作用，拓展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着力巩固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法的创新，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对社会工作部的“社会工作”概念的分析，有利于准确把握和理解“党的社会工作”的内涵及其要求，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原则、目标以及方法。在“党的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相互融合、群众性与专业性的交错赋能、一体化与灵活性的同向发力，不断开创社会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社会工作部；党的社会工作；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

2023年3月，党和国家作出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的决定，随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相继成立社会工作部门，建立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及其运行机制。2024年11月，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建立党领导社会工作的常设部门，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是落实党领导社会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谋划。党建统领社会工作，在宏观层面上，可统筹协调资源分配，凝聚社会工作和公共服务的合力；在中观层面上，能够形塑多元化、协作性和整体性的治理资源网络；在微观层面上，则是确保社会工作有序进行和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以社会工作部为抓手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发展，标志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也意味着党领导社会治理的主体性、主动性以及领导力都得到进一步增强。

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党的社会工作”的概念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学界及实务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存在着概念不统一、内涵外延交叉重叠、内容庞杂混乱以及指向模糊不清等问题。例如，“中国式社会工作”“中国社会工作”“本土社会工作”“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以及“民政社会工作”等不同的话语表述，就包含了不同类型或性质的工作事项。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推动了“社会工作”概念的组织化或正式化，但也使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既让理论研究者莫衷一是，难以形成理论共识，也让实务工作者难以准确把握，导致理解和操作上的疑惑或徘徊。因此，有必要准确研判社会治理的趋势及其挑战，紧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和要求，揭示“党的社会工作”的内涵及其价值，阐释中国式社会治理的属性及其特色，进而探索改善和优化党领导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方法，建构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一“党的社会工作”的概念谱系及其演变发展

概念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有着形成和演进的脉络。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场景下的“社会工作”概念主要集中在行政领域的社会工作上，是针对特殊社会人群的政策性活动，涵盖扶危济困、社会自治以及民生服务等方面，其中还特别强调社会工作的科学化和专业化，关注用专业知识来解决个体面临的问题。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积极应对社会治理领域的挑战和压力，迫切需要改进和优化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从而提出了建立社会工作部的要求，以提升社会治理的体系化和整体性。由此，“党的社会工作”概念应运而生，走上了历史舞台。

(一)“社会工作”概念的演进历程

自古至今，各个国家都不乏针对弱势人群的帮扶活动，也有各种类型的慈善救济渠道、活动和方式。然而，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工作，则起源于西方国家，至今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专业性社会工作是响应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衍生出来的，是一门系统性的学科，也是高度专业化的实践。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贫困、疾病、移民、住房不足等社会问题，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明确政府和社会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责任，推动社会福利和救济工作的制度化，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秩序等目的。1898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首个社会工作课程，标志着社会工作学科的正式诞生。这些实践共同奠定了现代专业化社会工作的基础，推动了社会工作从传统的、分散的慈善活动向统一化、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从专业性的视角来看，社会工作是关于“人”的科学,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贫困人口、孤儿和失去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或弱势群体。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工作的范围、内容和形式不断扩展，职业化程度也不断提升。现代社会工作不仅包括对困难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救助，还涵盖了更为广泛多样的民生服务，如社会保险、养老服务、妇幼卫生服务、公共卫生服务和儿童福利服务等。专业性的社会工作大多坚持集体主义的基本立场，主张充分尊重个人的价值，倡导乐善好施和助人自助等理念，强调帮助他人不仅仅是提供直接的物质援助，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专业服务，协助受助者重新融入社会，恢复自我价值和尊严。因此，在具体的服务形式上，社会工作也从单纯的物质救助转向综合性的服务，不仅是向困难群体或弱势群体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也要提供非物质性的支持和服务等。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工作起步比较晚，经历了“舶来化—本土化—土生化”的发展历程，具体分散在不同的党政部门工作中，也就是研究者所定义的“本土社会工作”,即“与外来的社会工作相对应的、在本地存在的、具有一定社会工作性质的社会服务”。在1983年民政部召开的民政工作理论讨论会上，雷洁琼教授提出了“民政工作是社会工作”的著名观点。实际上，党的民政工作、党的群众工作、党的统战工作、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概念都是以人为工作对象，在内容上存在共同点和密切关联,也都涉及社会工作的不同维度、内容和形式。比如民政工作就包括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等内容，群众工作强调帮助解决人民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要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统战工作则致力于最大范围团结各界人士。这些工作或者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或者是本土性社会工作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党的社会工作”主要起源于群众工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群众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目的是将普通民众以自觉自发方式组织和动员起来，参与和支持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历史上，在革命战争时期，面对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群众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积极提高党组织深入社会的能力。党在根据地就建立了农会和学校，而在敌占区和沦陷区的城市中，则非常重视在企业、行会和学校中进行组织建设。例如，1929年党就提出了“深入重要产业工人群众中去，注意党员质量的发展”等组织任务。抗日战争时期，党强调国统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这些工作以广大群众为对象，既是联系、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也包含了服务群众的内容，为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不合拍或不协调的问题日益浮现，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也加速涌现出来。特别是市场化改革使得福利服务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机制，导致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服务缺乏公平性和普惠性，不仅加重了弱势群体的压力和负担，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从而倒逼了社会治理领域的变革和创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指出要“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显示出党对社会秩序问题的重视。此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党的十七大则强调了健全社会管理格局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这些论断超越了微观个人干预传统的“社会工作”概念，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体系的认识和思考。

在实践层面，为了应对单位制解体后社会的原子化、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以及新兴社会领域不断涌现的挑战，各级党组织不断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开拓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例如，1994年中共上海市委提出了以加强城市和企业党建为核心的“凝聚力工程”,开始推动党组织触角向新兴领域延伸和发展。这些实践着眼于将个人组织起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发展，是“党的社会工作”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党和国家也提出将党组织的覆盖范围扩展至新兴社会群体中，1993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工作意见》,1994年明确提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概念，2000年印发《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在社会各领域推进党建工作的具体路径。通过这些努力，中国共产党得以积极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建构了宏观的社会工作框架，探索了社会治理的思路和道路。

(二)“党的社会工作”的生成和发展逻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社会治理”概念，把“社会治理”作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社会管理”概念有所不同，“社会治理”更为强调多元参与、责任共担、服务导向和共同生产等。“社会治理”概念的提出，加速了“党的社会工作”概念的演进。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就是加强党建引领，这种趋势不仅促成了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也标志着“党的社会工作”概念的正式形成。首先，从治理结构来看，基层党组织在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功能得到显著强化，要求党体系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落实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政、信访、志愿服务、多元协商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都有机嵌入到党的组织体系之中，“党建引领信访”“党建引领民政”成为了相应领域的核心思路。因此，理顺党的领导在各领域当中的政治关系，在党组织中设立常设性的专门机构，明确党在信访工作、基层政权建设与志愿服务工作等领域的具体职能，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实际上，正是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各种治理任务和挑战不断涌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逐渐形成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工作举措，为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长期的探索当中，各地广泛深入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形成了“三社联动”“五社联动”、党群结对、党建联建、区域化党建、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党和国家也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权威性文件，总结和推广各地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成功方案。这些做法及其经验不断积累延续，成为当前社会工作部开展工作的基本举措。为了实现对各领域的有效领导和组织协调，许多地方还专门设立了“社会治理委员会”“社区建设委员会”等机构，这不仅是“党的社会工作”的组织载体，也成为了社会工作部的前身，当前个别还保留了既有的建制和机构，由新成立的社会工作部统一领导。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这一事件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开始向“大社会工作”转变，也意味着我国的社会工作将面临服务对象、服务领域、服务效能以及专业地位、供给主体、学科形态等的全面转型。自此，党的社会工作正式成为完整且相对稳定的独立职能，构成党领导下的治国理政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社会工作部是负责党的社会工作的主管部门，行使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制定社会工作领域政策法规并组织实施，协调指导本系统、本领域工作。在具体职能方面，党中央社会工作部负责统筹指导人民信访工作，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协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指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民政部的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拟订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划入到中央社会工作部，由中央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政党建构国家和国家建构社会等，构成了理解中国国家形成的基本线索。特别是在推进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应对城市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解体后的治理真空，政党嵌入和组织社会的意义重新得到了彰显。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党组织在民众当中发挥了“主体补位”和“社会建构”的功能，在新时代条件下需要实现“二次社会建构”。特别是当前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部获得了成立的历史契机，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领导新兴社会领域的党建工作。总之，党的社会工作起源于革命时期党对群众工作的重视，发展于建国后党和国家面对不同形势开展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活动，形成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耦合进程，是坚持、加强和优化党领导人民群众的体制机制、职责任务以及策略和方法的组织化表达。

“党的社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当中，不断探索动员和服务群众的经验长期积淀的结果，既秉承了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传统，又跟随时代的变化而持续丰富了内涵，凸显出现代社会治理规则主导、多元参与、协同共治和技术赋能等特征。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坚持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领导的直接体现，是把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工作效能的基本途径。党领导社会工作不仅是要实现党对社会建设的引领，也是要不断地实现将党和国家的意志灌注到社会领域，提升社会领域的组织化程度。特别是通过“党的社会工作”来拓展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加强党与不同社会人群的紧密联系，不仅可以让人民群众有序地参与到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来，也有利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一直以来，作为党中央的核心部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政法委等党中央职能部门的设置保持总体稳定，各自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建立社会工作部，将其纳入党委的职能部门，标志着党的社会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外事工作、政法工作等相互并列，共同构成了党领导的工作体系。从职能设定来看，社会工作部的设立，将此前分散在多个部门的社会治理职责统一集中起来，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社会治理体系中，提升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目前各地各级社会工作部的职责内容来看，“党的社会工作”概念包含了党的领导、群众动员、信访工作、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多维面向。社会工作部的成立不仅使“党的社会工作”的开展有了集中化和权威性的领导机构，也让“党的社会工作”概念具备了自主的逻辑，升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发展事业的智慧结晶。

二“党的社会工作”体系的基本维度

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不同于西方主流的“临床”社会工作，当代中国专业性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围绕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民生服务而发展起来的，包含了非常庞杂的管理或服务事项，兼具政治性、专业性和服务性。从当前社会工作部的职责分工来看，“党的社会工作”是伴随着“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宏大政治话语而发展起来的，嵌入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是高度体系化和多样性的工作范畴。整体来看，“党的社会工作”是涵盖党领导社会建设实践多种要素的有机整体，具有党组织与其他主体关系的重塑、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管理与社会服务的融合等多个维度。

(一)结构：党组织与其他主体关系的重塑

结构是不同要素的位置及其关系，是理解事物及其发展的基本维度。“党的社会工作”的结构对应于社会工作相关主体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互动规则，其中主要包括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三方面。从党内关系来看，“党的社会工作”重塑了党组织体系内部的边界，体现了对党组织系统内原有关系结构的调整，表现为中央社会工作部划入作为党议事机构的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部分职能，包括全国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等；划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归口承担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建设职责。此外，各地社会工作部与党的其他部门之间，也初步形成了联席会议、干部交流、牵头归口等诸多常态化工作机制。

从党政关系来看，“党的社会工作”不仅具有强化党领导政府中社会建设相关部门的含义，也反映出对机构分设但职能交叉的多部门进行整合的逻辑，将分属不同部门的同类职责全部整合到单个部门中来。在机构改革之前，党的组织体系当中没有常设性的专门领导民政或信访等部门的职能部门，这项工作是由各地自主设立的社会治理委员会、信访工作例会等议事协调机构或联席会议来进行。2023年出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设立社会工作部，目的就是加强党对这些领域的指导，全面领导社会工作，其实质是发挥“统”的作用，即政治引领和体制融合。由此，社会工作部的成立是对民政、信访等重要领域“归口管理”的实践，反映了“党的社会工作”范畴调整党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命意。这个调整不仅提升了党委统筹社会建设相关工作的能力，也增强了相关政策执行的协调性、衔接性和有效性，巩固和强化了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

从党群关系来看，“党的社会工作”的基本逻辑主线是面向广大群众、服务广大群众、凝聚广大群众。在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总体格局中，“党的社会工作”在实践与概念上进行了功能补位，通过开展社会工作，达到激活社会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两企三新”主体即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以及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不断出现，各类行业协会也建立起来，但是各级党委之中并没有常设的专门领导机构，“党的社会工作”概念的提出填补了这一制度上的空白。“两企三新”党建工作是机构改革方案中社会工作部的核心职能，集中体现了党对新兴群体的吸纳和统合，也是党激活社会要素的重要表现。由此，党组织能够触达不同社会领域和社会人群，人民群众及其需求在哪里，党的建设就覆盖到哪里，从而更好地组织和动员新兴社会主体，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

(二)内容：推进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社会工作”概念的重要内容就是统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精细化和法治化水平。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巨大冲击，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生活及其利益关系也出现了巨大而深刻的调整，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打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治理体系和机制。根据中央关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制度机制，壮大队伍力量，丰富活动项目，加强阵地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展，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社会工作”的内容很多，但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要将党的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紧密对接和联系社会各类人群及其成员，切实发挥党组织引领、联动和凝聚等方面的能动性优势，最终实现更好地领导社会治理的目标。

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注重对个体的身心引导、行为调适和关系调整，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解决生活和工作困境等，而“党的社会工作”则是党政部门依托公共权威开展的社会治理活动，统筹社会治理体系的融合性发展。社会领域处在与民众交接的前沿地带，具有主体多元化、事务复杂化、情境变化快等特征。因此，各地社会工作部的中心工作就是扩大党的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通过“联动”“理顺”和“融入”等治理动作，指向分散在各部门或各领域的社会主体，最终形成全覆盖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此而言，“党的社会工作”概念与“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概念具有递进性关系，相比于“社会管理”概念，“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法治精神等现代理念，而“党的社会工作”则更进一步将党建引领嵌入到基层治理的日常工作中去，建构更加常态和长远的治国理政框架，从而围绕党的领导推动社会再组织化，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目标：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领域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领域的领导，是“党的社会工作”概念的核心指向，最终目标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社会”领域主要存在于由市场化催生的“体制外”地带，一是非国有领域，指涉除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之外的领域;二是社群自治领域，指获得自主性和社会自治权的个体通过自治方式管理共同事务的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跨单位、跨城乡、跨地域的互动日益频繁，社会也从原来与政权对接、互嵌的静态状况向流动性的状态转变。正是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提出了加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命题。近年来，部分地方出现的“党组织软弱涣散村”和“党组织软弱涣散社区”,凸显了社会治理中的典型性问题及其表现，突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虽然“党的社会工作”涉及内容很多，但其中最核心的是紧密对接和联系社会各类人群及其成员，切实发挥党组织引领、联动和凝聚等方面的能动性优势，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改进和优化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首先，社会工作部立足于建立党组织，直面工作对象多元化、民众需求差异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现实，努力将体制内外的力量尤其是新兴社会群体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治理合力；其次，厘清信访、民政、团委和国资委等部门的职能及其边界，整合社会治理的相关工作事项，提升党委统筹、规划和协调社会治理的能力，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最后，党组织要始终紧扣重大现实问题，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优势，切实推动中央各项决策的落地，在具体的管理和服务中体现党的领导，全面、系统和整体地落实党的宗旨和任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四)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是一种国家社会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国家在场”,与人民在一起，致力于从整体上改善民生福祉。从这个角度看，“党的社会工作”运行的重要路径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全面整合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人资源，实现多元主体的紧密联结和互动。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中国特色治国理政的重要本土话语，超越了传统社会治理的概念，提出了更高位阶的治理愿景，将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的逻辑组织起来，形成了更具关联性、聚合力和向心力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发挥多元主体各自的优势，关键是要保障和维护个人权利，推动社会主体的有序参与，最大限度地吸纳和整合相关主体，提高社会治理的活力和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基层社区事务很多很繁杂，单靠政府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必须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党建联建和党群联动等方式，以党联结、组织和激活社会，将各种力量都汇聚到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又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参与是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途径，是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行的基本方式。各级社会工作部通过规划和落实社会治理任务，推动基层政权建设和党组织建设，搭建社会治理的平台，发挥社会主体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始终以人为中心，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进来，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开展广泛的交流对话，找到最大公约数。这当中既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又要发挥志愿者的作用，尤其是要将社会中的“两企三新”组织起来，理顺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人民信访和人民意见征集等途径，及时掌握社会主体及其诉求的信息，克服碎片化治理的难题、集体行动的困境和个人原子化的难题，不断填补或消除社会治理的空白地带，实现社会治理的全覆盖，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和人人享有。

(五)方法：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

“党的社会工作”既是管理又是服务，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社会的良性运行既需要严格而规范的管理，也需要量多质优的公共服务。管理与服务都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其中，管理侧重于对个人和群体的约束、引导和控制，服务则更加强调对于民众的支持和赋能，在更多的时候，管理和服务的边界是交叉的、混合的和变动的。从社会工作部的职责范围来看，它既包含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要求，体现了管理的意蕴，也让更多愿意服务社会的人有渠道、有载体、有机会参与进来，表现出服务的特征。因此，党的社会工作就区别于专业性的社会工作，不只是对个体的支持和赋能，而且包含了制定和落实社会治理的政策文件等任务。当然，这与公安机关等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相比，约束性、强制性以及制裁性的意味相对较弱。

社会治理不同于社会管理，更强调多元参与、责任分担和信息共享，具有开放、平等和互动等积极含义，也包含着冲突和矛盾等消极议题。“党的社会工作”将各类“体制外”的社会主体吸纳进党和国家主导的政权体系之中，形成了对于社会主体的服务、联结和凝聚，体现为对基层秩序、主体关系和治理过程的规范性控制，其中具体包括对各类协会的“统一领导”、对基层政权建设方案的“统一规划”、对信访工作的“集中指导”等方面。各地社会工作部大多设置了基层治理处，统一规划和指导基层治理的相关工作，其职能或者是直接提供具体的服务，确保党的工作有抓手，或者是搭建诸如城市驿站等服务中介平台，强化与人民群众的有机联结。总之，在“党的社会工作”的运行过程中，良好的管理为服务的供给提供秩序保障，而各类细致入微的服务又为管理的展开构筑党群基础，呈现出相互支持和彼此融合的逻辑。

三“党的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对于社会工作，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国家社会工作”的概念，认为国家主导和统领着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因此在党的组织体系中设置专门性的社会工作部门，体现了党对社会治理的规划、统筹和领导，是实现和优化党对社会事务领导的重要保障。这就不仅仅是面向个体的微观服务策略，更是系统推进和落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党的社会工作”话语的核心是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统一领导，系统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结合机构改革方案中规定的社会工作部职能，“党的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包括强化和优化党的统筹协调作用、拓展和深化党的群众工作路线、着力巩固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及其方法的创新、推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五个方面。

(一)强化和优化党的统筹协调作用

现代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治理是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互动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行动多样性和利益复合化等特征。这虽然有利于形成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局面，发挥不同社会主体的能动作用，但也必然带来大量的分歧、摩擦和冲突，甚至多元参与的活力及其优势也很容易为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所抵消，导致社会治理的碎片化甚至是治理失灵的后果。正如各地“三治融合”“五社联动”“三所联动”等改革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提高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已经成为社会治理转型的基本策略，也构成了社会治理的战略方向。“党的社会工作”明确了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将信访、民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以及群团组织等机构的社会治理职能整合起来，强化党对社会工作领域的统合协调，提高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有效性。

为强化党的统筹协调作用，各地社会工作部积极谋划和统筹社会治理，在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基础上，将不同社会领域的党群工作联动起来。以社会工作部为枢纽，城乡群众自治组织、“两企三新”、各类行会系统中的党群工作实现了集中归口，具体做法：一是推进新兴主体领域党建工作，包括在“两企三新”等新兴社会群体中建立党组织，强化以党建为纽带的政治引领，比如建立“两企三新”党建工作规则、推动开展党群活动等；二是深化推进区域化党建和跨区域党建，包括楼宇党建、园区党建、商圈党建以及毗邻党建等，在特定空间中统筹设置基层党组织，形成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基础、其他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为结点的党建网络，由此将多样化和零散性的社会要素组织起来，激发社会主体参与或融入社会治理的新动能，深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二)拓展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

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持续互动过程，目的是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尤其是要推动人民群众共同解决自身的问题，因而也是梳理、重构和激活社会的过程。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坚持群众路线要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响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凝聚人民群众的意愿。但群众概念的外延是不断拓展的，据调查，目前全国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8400万人，覆盖了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包括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社交电商从业人员等。从社会工作部在“两企三新”领域的工作职责来看，将新就业群体党建作为党建工作新领域，体现了新时代群众路线的新任务、新方向和新路径。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对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升党组织的工作覆盖面、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就此而言，“党的社会工作”适应不断变迁的现实环境，持续拓展群众路线的前沿阵地，与各种新的社会要素紧密联系起来，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和新思维。

“党的社会工作”对深化党的群众路线的意义，还体现在信访工作的职能优化上。2023年7月7日，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圣主持省部级干部信访工作专题研讨班结业式；7月20日至21日，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信访局与中共浙江省委在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联合召开总结推广“浦江经验”、深入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经验交流会。其中后者是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以来首次召开全国性会议。两次会议都表明了党的社会工作与信访工作的紧密关联。因此，加强党对人民信访和人民意见征集工作的统一领导，关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诉求，都是贯彻和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直接体现。从社会工作部开展的工作来看，各地普遍建立了社会工作部与信访部门的联席会议和定期座谈机制，以推动广大民众参与到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协商、座谈和走访活动中来，由此可以更好地联系人民群众，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深化和拓展群众路线。

(三)着力优化和夯实基层治理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圣专门阐述了当前社会工作的重点，主要包括“在构建党全面领导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在破解基层治理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在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上下功夫”“在强化典型示范带动上下功夫”。这几个方面的重点工作都落脚在夯实基层治理的基础上，直接反映了“党的社会工作”鲜明的基层立场和关切。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大抓基层”的导向，成为破解“小马拉大车”难题、消除“政策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所以说，各级社会工作部是“党直接面对群众的部门”,是紧密联系和对接人民群众的部门，“党的社会工作”绝不是脱离基层场域的工作，而是有机嵌入到基层治理的结构和过程的生动实践。故此，基层治理是谋划和开展社会工作的主要阵地，也是检验和评估社会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尺。

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也在基层。实际上，在社会工作部成立以前，各地党委组织部门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将基层治理纳入党的社会工作体系中来。社会工作部成立以来，各级都将工作重心放在调研基层上来，瞄准基层场域部署、谋划和开展工作。2024年伊始，中央社会工作部就把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志愿者体系建设和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列入重要工作议题，专门出台了政策文件予以推进和落实。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路径和机制，围绕物业管理、社区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等开展工作。就此而言，“党的社会工作”必须扎根大地，深入群众，贴近生活，抓实抓牢基层治理的基本盘，将更多资源、管理和服务下沉到基层，实现从“政党融入社会”到“政党引领社会”再到“政党激活社会”的跃迁。

(四)推动社会治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数字化社会情况瞬息万变，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规划和落实“党的社会工作”就要大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打造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特色品牌，推出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社会治理经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寻求社会治理的新手段和新方法，因地制宜推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在社会工作部职责的表述中，相关话语多包含“探索”“指导”“统筹”等概念，这些概念看上去似乎有些含混模糊，于实践来说也不太好把握，但实际上却给予社会工作巨大的创新空间，促使各地根据自身的问题情境、资源禀赋和约束条件来探索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相应地，各地社会工作部立足本地实际加大改革和创新力度，创新社会治理的工具和路径，打造社会工作的亮点和特色品牌，如“天价彩礼”的整治工作、关爱困难群众的工作以及企业纾困工作等。

在手段和方法的层面上，“党的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创新，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含义：一方面，社会工作具有复杂性和交互性，很多工作都是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迫切需要健全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找到精准的、适配的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工作部的主要职责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因此“做工作”既不是简单粗暴的强制，也不是明码标价的市场交易，而是将不同的利益主体组织起来，汇集不同人群的意见和诉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总之，“党的社会工作”既要致力于重构社会公共生活，又要兼顾私人领域的需要，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三个关键点：通过积极有为的党建工作覆盖不同社会群体，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来关切个人，通过意见诉求的互动来化解矛盾纠纷。这些内容构成了社会工作手段和方法的基本范畴。

(五)推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社会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多元治理主体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无法形成合力，甚至是相互掣肘，比如政府、市场、基层自治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的相互冲突，包括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企业“三驾马车”的矛盾。这种碎片化的治理格局不但不能妥善解决矛盾冲突，还容易激发形成新的矛盾冲突，其中的关键是缺乏具有权威性和有效性的矛盾协调机制。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国家及其代理人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党委、政府、市场与社会以及个人之间持续互动，各方通过沟通交流和协同行动来解决问题。而实现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加快健全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明确各自的角色及其权利和责任，更要推动多元主体的交流沟通，找到利益的均衡点或平衡点，达成社会治理的多层共识，真正把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提高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社会工作部的职能涵盖党建、信访、民政、志愿服务和行会管理等不同治理领域，涉及到政党、政府、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业、民众等多样化的主体。这就相当于将相关事务统一到社会工作的框架中来，通过社会工作部发挥统筹和协调的枢纽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从各地实践来看，这些途径包括召开联席会议、设立基层服务中心等多种形式，如广东省在街道层面设立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多元主体行动的协调平台。此外，作为社会工作部职能的重要内容，志愿服务也是推进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如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印发了《志愿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行动工作方案》,提出健全组织动员机制、供需对接机制、协同参与机制和保障激励机制，以此构建志愿服务体系，吸纳各类主体加入志愿者队伍，助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与余论

区别于个体关怀为导向的专业性社会工作，“党的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重新诠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凸显了党和国家的社会视角、民生关切和个人关怀。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和新任务。党中央对社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在中央的统一安排和部署下，各级党委成立社会工作部门，通过调整和优化职责体系以及工作机制，围绕人民意见征集、基层治理、社区治理以及行业协会、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系统性地推动社会治理的迭代升级，其中的核心是推进党和国家力量的渗透和下沉，重塑现代社会治理的结构及其过程，从微观上聚焦不同社会人群和个人的需求，着眼于解决具体而微观的实际问题，实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的。

党的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技术，能够同时兼顾到群体的人民与个体的个人。本文立足于社会工作部的职责及其工作，探寻了“党的社会工作”这一概念的时空方位及其发展逻辑，分析了“党的社会工作”体系的主要维度，揭示了“党的社会工作”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进而深入回答了“党的社会工作”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区别于作为专业或学科的“社会工作”的概念，“党的社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原来分散在多个党和政府部门的社会治理实践进行整合后的产物。这些举措拓展了社会治理及其发展的前沿地带，系统谋划和部署党领导下的社会工作，建构社会治理的新格局、新路径和新方法，最终可以提升党委统筹和引领社会治理的能力，实现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整体治理、源头治理和专业治理，迈出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伐。

从“党的社会工作”的概念及其实践内涵来看，推进城乡社会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即对于“党的社会工作”性质的把握，要注意政治性与生活性的相互融合，既要强化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和统筹，又要密切关切和积极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党的社会工作”发展的方式上，要注意坚持群众性与专业性的交错赋能，既要充分发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不断融入社会工作的专业技能；在“党的社会工作”发展的思路上，则要坚持一体化与灵活性的同向发力，既要发挥党委统一领导的优势，又要大力培育多元治理力量，激活社会的内生活力，由此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落实“党的社会工作”,不断开创社会治理的新局面，打造秩序与活力有机统一的美好社会。

来源：山东社会工作